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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恩专:海南自贸区要实行“TPP”水平负面清单

2018-08-02 10:08:52 | 标签:自贸区 , “TPP” | 作者:潘浩宇 | 编辑:周秦 | 阅读数量:2184 | 文章来源:《大科技双创》7月刊

6月2日上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恩专教授在海南省图书馆开展了题为“世界自由贸易港区发展经验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讲座。他首次从概念上对自贸区和自贸港做了解释,之后进一步分析自贸区(港),如爱尔兰香农、荷兰史基浦等空港自由区以及迪拜杰巴里港(PORT JEBEL ALI),汉堡自由港(欧盟在建立关税同盟后,2013年1月1日废除)等这种特殊开放机制在全球的历史演进、发展,最后聚焦到自由贸易港(区)的政策体系,并针对海南目前正在构建开放的经济形态(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自由进出的新高地或贸易体系),提出海南在构建自由贸易区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时候,在模式上,可以大胆参考迪拜杰巴里港;在法规建设上,可充分发挥特区立法权,借鉴学习台湾地区的自贸区法规。

  6月2日上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恩专教授在海南省图书馆开展了题为“世界自由贸易港区发展经验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讲座。他首次从概念上对自贸区和自贸港做了解释,之后进一步分析自贸区(港),如爱尔兰香农、荷兰史基浦等空港自由区以及迪拜杰巴里港(PORT JEBEL ALI),汉堡自由港(欧盟在建立关税同盟后,2013年1月1日废除)等这种特殊开放机制在全球的历史演进、发展,最后聚焦到自由贸易港(区)的政策体系,并针对海南目前正在构建开放的经济形态(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自由进出的新高地或贸易体系),提出海南在构建自由贸易区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时候,在模式上,可以大胆参考迪拜杰巴里港;在法规建设上,可充分发挥特区立法权,借鉴学习台湾地区的自贸区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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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杰巴里港(PORT JEBEL ALI)。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他建议,海南在探索建设自贸区的时候,要实行极简版负面清单,压缩到45项以内,达到“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被称作“经济北约”,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水平。据公开报道,中国目前11个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有95项,其中限制服务贸易的有70项。同时,他还建议海南在自由贸易港“二线”监管机制、自由贸易港管理体制、人员自由流动政策、财税收政策改革等方面要有新突破。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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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座中,刘恩专提到,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两种自贸区的建设,一种是中国探索建设自主开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如广东自贸区、天津自贸区、海南自贸区等,这种自贸区的推进后,下一步就会在此基础上探索推进自由贸易港,另外一种是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韩自由贸易区等。


  刘恩专介绍,世界自由贸易港区具备以下这三个特征,即特定区域隔离性、政策体系特殊性、管理机制权威性。


  特定区域隔离性,可以看作“境内关外”,即国境之内、关税国境之外,在这区域内,大部分商品可自由进入或再出口,免除进口税和海关费用,并简化海关手续。自由贸易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一线放开”,即对入区货物实行备案制,区内自由储存、流转或加工,出厂核销,境外货物免税流向自由区,比如台湾的加工出口区等,海关重点在货物进入国内关税区的卡口上进行监管。“二线管住”,即区内商品进入国内关税区,视为进口须办理报关手续,缴纳进口税。


  政策体系的特殊性,在自贸港区实行有别于区外的、利于开展各类工商活动的特殊政策,贸易投资都是开放的,外资准入和待遇标准比较高,比如最高的给予国民待遇。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上面实现自由的流动。除此之外,区内还会有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区内企业自主管理,比如美国的自贸港区就没有设立管委会,至于迪拜的杰巴里自由贸易区对入园区的企业免征50年企业所得税,这在全球是特例,在这方面,中国国内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国外的企业实行的税收政策是“两免三减半”(即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至于海南探索建设自由贸易区在税收政策是否会有进一步的放开,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管理机制的权威性,首先是政府充分授权,区内实行统一管理,“一站式”办公,这样办事效率高,比如迪拜的杰巴里港,这个自贸区的区长,还是迪拜的海关关长,同时也是迪拜的港务局局长,一个人身兼三职,自由区运作起来,就没有体制的障碍。除了精简行政权力外,还有专门的法制法规体系做保障。在这方面,台湾的自贸区法律法规比较齐全。另外,海南在探索建设自由贸易区方面的法规配套建设,相信中央会给予海南充分的立法权,海南也要利用好既有的特区立法权,做好自贸区法治方面的保障。


  据了解,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之前,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在2013年3月就已获台湾当局批准,8月正式启动。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在成立背景、发展目的、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与上海自贸区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经过比较,可以发现除了推出的时间更早外,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在开放程度、税收优惠、行业细化引导、金融自由化等方面比上海自贸区显得力度更大,首批开放台北港、桃园航空城、台中港、高雄港、基隆港、苏澳港、台南安平港、屏东农业生技园区等7个自由贸易港区及1个 农业生技园区,即“六海一空一园区”,这对上海自贸区进一步的改革深化和大陆其它地区自贸区的设立是很好的借鉴。


  就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与法治保障这一话题,海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崇敏6月6日在《海南日报》撰文指出,首先应当围绕更加开放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通过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方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或者暂停,将原本需要行政审批的上述企业的设立、分立、合并、经营期限、转让、终止等重大事项的审批改为备案制管理;对赛马运动等项目以及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的发展,通过全国人大特别授权的方式进行肯定和支持;对涉及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投融资便利化、汇兑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和减少外汇管理等改革措施,需要争取“一行两会”的政策支持。


  王崇敏还建议,应当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不断健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规范体系。

  自由贸易港区“四大自由”


  针对自贸港区(FTZ)的历史演进问题,刘恩专指出,其经历了6个代际演化,第一代是“商贸中心型”,这种自贸区起源于16~17实际,从地中海沿岸兴起,并快速风靡至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如意大利的热亚那的里亚斯特、那不勒斯、威尼斯;法国的敦刻尔克和勒阿弗尔;葡萄牙的波尔图;德国汉堡和不莱梅;丹麦的哥本哈根;西班牙的直布罗陀等。值得关注的历程就是,从“汉萨同盟”到汉堡自由港(1888年建立-2013年关闭)。


  第二代是“殖民地型”,一般以新加坡、香港为代表。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类型的自贸区肩负两种使命“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殖民地自由港因地理位置优越多为贸易中转港,为宗主国利益服务,被迫成为帝国主义全球商品贸易网络中的节点,如西班牙的直布罗陀、非洲的吉布提、巴哈马、亚丁、巴西马瑙斯等。


  第三代是“贸易促进型”,也可说是“美式自由港”,是在罗斯福“新政”的产物,另外,美国在1934年出台的《对外贸易区法案》(FZT Act),在80多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在美国贸易体系中扮演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美国的贸易促进型数量为世界之最,截至2016年,共设263个。


  第四代是“制造业型”,即“自由贸易+先进制造”,以爱尔兰的香农和荷兰史基浦为代表的空港自由区(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这种类型的自贸区可说是美式自由港的升级与转型,在区内企业可以进行“制造”和“展示”活动,由此也带动了一批科学技术园区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台湾和韩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台湾外向型经济体系锻造了“台湾经济奇迹”,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创建了加工出口区、科学园区、境外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和自由贸易港区。至于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立出口工业园、70年代建立马山自由出口区、80年代后期建立研究开发特区,如大德、光州和大邱,在2003年建立自由经济区,如仁川、釜山、光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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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


  第五代是“综合型”,这种类型的自贸区以全球价值链(GVC)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媒介,以港口为核心,以港口城市为主体发展起来,这些自贸区具备这些特征,第一,成为综合运筹国际贸易和物流信息的资源配置中心,第二,成为多功能集成平台,增值性服务(尤其是金融、保险、旅游和信息服务等服务业)比重增加,第三,成为产业集聚基地,第四,港城逐渐融合。这方面以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为代表,韩国共有8个自由经济区,分别是仁川自由经济区、釜山·镇海自由经济区、光阳湾圈自由经济区、黄海自由经济区、大邱·庆北自由经济区、新万金·群山自由经济区、东海岸圈自由经济区和忠北自由经济区。仁川是最接近首尔的自由经济区,凭借其韩国贸易和航空枢纽的定位,该地区已经发展成一个著名的“航空城”、“智慧城市”、“绿色城市”。仁川自由经济区向投资者提供了一站式服务,简化行政审批,三年关税减免,七年公司豁免。


  第六代是“制度创新型”,这种自贸区主要是中国引领。如果说上述五代自贸区是“飞地经济”(指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话,那么这种自贸区的经验和政策是可复制和推广的,不具备典型“飞地经济”色彩。


  总的来说,自由贸易港区具备四大自由,货物流通自由(Duty Free,即免税)、资金流动自由、人员进出自由、企业经营自由。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自由度排名报告显示,香港、新加坡在2016年和2017年位居前二,香港第一,新加坡第二,台湾在2017年排在第11位,而中国大陆在2017年排在111位,2016年排在144位。


  加拿大智库菲莎研究所公布的2016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香港和新加坡同样是位居前二,香港第一,新加坡第二,而中国大陆则排在113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由于自身经济体比较庞大,经济体系比较特殊,所以排名比较靠后可以理解。  

  海南自贸区要有五大突破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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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建设的自贸港的特征是“双二线”机制,结合此特征,回到海南探索建设自贸区问题上,刘恩专认为,政策设计的关键在于“双二线”下的监管体系建设,没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二线”的管住,就没有货物流通、资金流动的充分自由、便利。没有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二线”的“管好”和“有限渗透”,就难以进行贸易、投资、服务业开放和政府变革等全方位制度试验,及其周期性的复制推广,可以这么说,“二线”的“管住”主要考验贸易(自由便利)监管能力,“二线”的“管好”和“有限渗透”主要考验金融开放的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同时还要对进出岛人流、物流、资金流精准管控。


  刘恩专最后大胆建议,海南在探索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方面要有五大方面的突破,首先,自由贸易港“一线”放开要有新突破,要实现“境内关外”机制下的“一线”充分放开,并采取单项突破策略,同时率先同国际高标准的FTA对接,形成独特的监管体系,体现开放最前沿的体制机制,即在自由贸易港实现通关“五不”,不申报、不征税、不查验、不统计、不设账册。适度开放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投资开放上,要探索实行自由贸易港“极简版负面清单”制度,压缩到45项以内,达到TPP水平,其中,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可以压缩到30项以内。另据了解,中国11个自贸区的第四版负面清单有95项,其中限制服务贸易的有70项。


  其次,自由贸易港“二线”监管机制要有新突破,自由贸易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一线”充分放开的政策措施,需要保持一段时期的稳定性(如5年),即5年内或更长时期不实行“二线的有效渗透”,不向区外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二线”实行“复制推广清单制”,并给出清晰的时间表,“复制推广”顺序如下,政府改革—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金融改革创新。


  第三,自由贸易港管理体制要有新突破。中央要充分授权,让海南自贸区很多事情能够自主决策,自主管理,比如自贸区有自贸区办事处,自贸港有自贸港办事处,还有海南要充分发挥特区立法的优势,将体制创新和特殊政策相融合,同时建立“三单一”管理架构,即单一窗口、单一平台、单一管理机构。


  第四,人员自由流动政策要有新突破。实行便于国际商务人员和境外各类人员自由、方便进出的签证制度,比如免签、落地签等,此前,海南已于2018年5月1日起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另外,在户籍制度方面,海南可以实行更加灵活的政策,比如探索实行“绿卡”制度等。外界有观点认为,海南如果以后能够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是更好,实行人员的自由迁徙流动,会带动劳动力的繁荣和人口的繁荣,在此政策下,境外游客、参展参会人士、就医病人、前来会诊的职业医护人员等,都会因为这些政策而直接享受出入境便利。


  第五,财税政策改革要有新突破。在海南自贸试验区进行关税、国内税(增值税、消费税)全面改革,比如降低进口产品的关税,同时整合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改革出口退税制度,避免政策的碎片化,另外,在自贸试验区进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和预提税的改革和试验。借鉴香港等“避税地”的成功经验,对高端服务境外所得给予优惠,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境外所得给予“符合国际惯例”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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